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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環境公益訴訟制度實施兩年來，“全國檢察機關共立案公益訴訟案件204446件，其中環境資源領域的公益訴訟案件占辦案總數的54.9%。”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張雪樵在此前新聞發布會上介紹道。2019年以來，行政機關對檢察建議的回復整改率達97.1%，絕大多數公益受損問題在訴前得到解決。
 

　　為了讓污染主體承擔修復責任，落實“誰污染，誰治理”，2015年新《環境保護法》第五十八條公益訴訟條款首次將“破壞生態”的行為納入環境公益訴訟的范圍。同時對可以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社會組織的條件做出明確界定，賦予了社會組織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的權利。鑒定費用方面，在環境公益訴訟中，檢察機關可先鑒定后收費。
 

　　“此前，作為環保組織和公眾想要真正問責并推動污染企業整改，只能是舉報或者曝光，有了環境公益訴訟制度之后，保護環境就有了強有力的抓手。”全國檢察機關緊盯黑臭水體治理、涉重金屬排放、固體廢棄物處置、生活、放射性化學藥品管理等領域問題。而數量急劇增長的公益訴訟案得以審判，不僅讓污染環境者付出了沉重代價，增大了污染者的違法成本，更有力震懾了潛在的污染者。
 

　　不過，“立案難”的門檻被拆除，并不意味著環境公益訴訟的道路已經暢通無阻。環境治理，污染查處只是第一步。比查處污染更棘手的，是污染的修復。有專家表示，目前各地環境公益訴訟的框架基本建立，但各省推進卻參差不齊。江蘇、浙江、山東、廣東等地檢察機關積極探索設立公益訴訟損害賠償專項基金，創新公益修復方式，打通公益保護“最后一公里”。但是，形成強烈對比的是，2015年全國范圍內有700家組織有訴訟主體資格，卻只有9家提起了訴訟。
 

　　環境公益訴訟分為前期調研、立案、庭審、裁判和執行幾個階段。在庭審階段，雙方需要交換證據，環境損害鑒定就在此時進行。最高檢等部門有關負責人曾強調，鑒定機構少、費用高、周期長已成為制約檢察機關辦理環境污染案件的一個瓶頸。此前訴訟進程緩慢的攔路虎之一正是高昂的環境損害鑒定費，根據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，這筆錢需要原告，也即環保組織提前墊付。檢察機關提起行政公益訴訟，既是督促之訴，也是協同之訴。
 

　　由于環境訴訟費用相當高昂，再加上因果關系的證明，動輒涉及高科技知識和方法的綜合運用，其所需費用往往金額巨大。在各種類型的污染案件中，鑒定費最多的是土壤和地下水污染。誠如就土壤污染而言，那要有資質的機構，以專業儀器在不同點位取土分析取證，面積越大費用越高。很多時候檢察機關有限的經費根本無力承擔。很多環保組織維持日常運轉就很難，提起公益訴訟多半力不從心。
 

　　從目前環保公益組織的情況看，自身能力欠缺與資金人才不足，削減了環保公益組織參與公益訴訟的積極性。由于環境公益訴訟原告不得收取環境污染者賠償的環境修復款,如何保管和使用環境修復款是當前司法實踐中的難題之一。但一個愈發明顯的信號已然成型：如今環境追責越來越嚴格，只有環保意識高、社會責任感強的市場主體，才能在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。